徐叙瑢倡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发光学研究室，作为主要创建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激发态物理开放实验室”和“铁道部信息存储、显示与材料部级开放实验室”；组建了我国发光学会，开创了我国第一个发光学专业，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我国发光学领域的中坚力量与学术带头人。

　　4月23日，是徐叙瑢100周岁生日。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黄昆生前评价说：“徐叙瑢教授的名字是与我国发光学科的开创和发展分不开的。”

　　1945年，刚刚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徐叙瑢，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并成为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教授的研究生。

　　在饶毓泰的指引下，徐叙瑢找到了自己喜爱的研究方向——光谱学，并展开了科研的“攻坚战”。然而，不久后，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正从各方汇聚人才，组织上决定调他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从事固体发光科学研究。要放弃钟爱的研究方向，中途改行，这让他感到有点为难。

　　“20世纪50年代，国家安排我从事发光工作。当时这个工作是中国的空白，全国没有任何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徐叙瑢回忆说。考虑到固体发光在我国是一项空白，国家又迫切需要，他毅然服从了组织决定。

　　1951年，徐叙瑢被派往苏联科学院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深造，师从国际著名发光专家安东诺夫教授和康斯坦丁·诺娃教授。在苏期间，徐叙瑢经历的两件事让他毕生难忘。

　　第一件事引起了轰动：他的实验结果打破了国际著名固体物理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莫特的论断。

　　当时，莫特不止一次在《晶体中的电子过程》等专著中提出“导带电子不可区分”的结论。但是，徐叙瑢对此存有疑惑。为了解惑，他不分昼夜地进行科学验证，开展了大量实验。

　　1955年，33岁的徐叙瑢用实验数据证实，当用不同的方法使电子能量不一样时，导带电子在发光中的表现是不同的，从而证明了“导带电子是可能区分的”。

　　徐叙瑢这一创造性发现描述了不同能量的导带电子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开创了过热电子研究的先河，也澄清了苏联和英国权威学派在“发光衰减规律认识”争论中各执一词的偏颇。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之孙、光学家列夫·尼古拉·托尔斯泰对此不吝赞扬之词：“徐的工作是一项非常漂亮的工作！”

　　徐叙瑢回忆说，1981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黑尔色姆请我到威尔士雷达及信号中心去参观。我到火车上一看，非常惊讶，莫特已经在那儿等候多时了”。那次，莫特陪同徐叙瑢到威尔士，直到第二天听完他的报告才离开。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徐叙瑢后来回忆说，“这说明莫特的胸怀是宽阔的。真正的大科学家要看整个科学的发展，而不是只盯着自己的那点成就。”

　　1953年的一天，徐叙瑢在街上遇到一位苏联军官。那位军官对他很热情，称他是“英雄的中国人民使者”，非要拉他去酒馆里喝一杯。“我本来不会喝酒，但盛情难却。”徐叙瑢说，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只有国家强盛了，别人才会用另一种眼光高看你”。

　　这种触动一直伴随着徐叙瑢。1965年，徐叙瑢随一个科学代表团去东欧访问。有人问他：“你们在做什么材料？”他答：“在研究粉末电致发光。”对方酸不溜秋地说：“只有东方人的智慧才能做这么复杂的东西。”

　　“这句话其实是在讽刺我们。”徐叙瑢说，当时中国科技落后，常被人瞧不起。后来经过努力，我们利用粉末电致发光技术实现了大屏幕显示的应用，后者在人民大会堂服役了近7年。

　　“国强民富，才有力量和世界各国去抗衡。”徐叙瑢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日子变得比较富足。“但只有富足还不够，必须有先进的文化——在科学、文化、体育等各方面要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强大。”

　　徐叙瑢有着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曾说：“什么是爱国主义？我理解，我们每一个人尽最大的努力使得祖国变成一个有先进文化、又强大又富足的国家。现在我们中国要向自主创新转型，科学家尽量淡泊名利，为国家多做创新的工作；另外，我们的工作必须配合国家的需要并结合实际。这两方面都要做，不能偏废。”

　　他先是与物理学家许少鸿、黄有莘在物理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发光学研究室，率先进行阴极射线发光、光致发光、场致发光的研究。

　　此后，他先后被调到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后合并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物理所）、天津理工学院（后更名为天津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单位粉末电致发光。

　　在北京交通大学垂面排列，他仅用3年时间，就建成了设备先进、实验手段完备的“铁道部信息存储、显示与材料部级开放实验室”，成为学校的“211重点建设项目”。

　　他的研究也不落窠臼。1982年，徐叙瑢对上千例癌血清的特异荧光进行研究，从中获得作为判据特征峰的定量标准。该项研究成果在国内获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授予他“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

　　截至1988年，徐叙瑢在蓝色场致发光研究方面发表论文70多篇。其提出的“分层优化方案”是国际首创，并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

　　1994年国际场致发光学术讨论会上，徐叙瑢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第三代场致发光模型。两年后，他的“分层优化场致发光显示器”获得发明专利，并以此试制了双色显示屏，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徐叙瑢的光学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使我国发光材料产品走向工业化生产，并大规模投放国际市场，在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徐叙瑢在发光学领域的一些成果已为国际同行所了解，国内外的发展水平也没有代差。但20年后，徐叙瑢发现，“有些就已经看不懂了”“人家的方法、提出的问题、所用的设备都是新的。”他想：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第一是培养人才。他派42人到不同的国家去，哪里水平高就送人去哪里学习。第二是更新设备。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但他坚持在所里成立一个能谱实验室。第三是调整课题。他认为，原来的课题太陈旧了，要更改成新的课题。

　　1983年，徐叙瑢组织召开发光学会议。会上他提出，要想办法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这个提议获得了一致同意。

　　1984年，每三年一届的国际发光会议在美国麦迪逊市召开。这是全球发光学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为了把中国发光学推向国际舞台，徐叙瑢在自己做过开颅手术不到100天的时候，就出国争取这一国际会议的举办权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第8届国际发光会议在北京举办。

　　“原来有人认为，‘这个会在中国开，不是开玩笑吗？’但这个会开完以后，外国人开始以另外一种眼光看中国。”徐叙瑢回忆说，自那之后，中国已经办了4次国际会议了。

　　不过，徐叙瑢认为，我们在发光学的理论研究方面仍有不足，希望中国人能在这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我印象中，徐先生一直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回忆起恩师徐叙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王永生对《中国科学报》说，“先生身上有一种精神，一直很有斗志。他和蔼可亲、治学严谨，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王永生至今记得，徐老当年手抖得厉害还坚持给自己改英文论文凯时首页入口。“查资料、找选题、写论文，先生不嫌弃学生们什么水平，他手把手地教。”

　　王永生说，徐老常给他们讲“小红帽”的故事，告诫他们不要像“小红帽”似的，在去外婆家的路上采花捕蝶耽误了要事。“他常说，搞科研讲求持之以恒，要坚持自己的方向，‘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要做深学问、做大学问。”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求实精神，徐叙瑢要求他们分3个阶段做科研：一是“批判”文献，从中看到不足，找出应该发展的路子；二是“批判”导师，找出导师的不尽之处，从学习导师到分析导师；三是“批判”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探索科学真理的过程中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

　　“徐先生提出的三阶段，正说明科学进步是一个不断攀登、曲折迂回的过程。这对我在培养学生方面影响非常大。”王永生说。

　　徐叙瑢曾谈到，创新工作不能被利益所驱动。“现在研究工作存在一些现象，‘不给钱，我就不干了’‘给钱，哪怕和我的专业不符，我也去干’。这怎么行？”徐叙瑢说，“研究工作要深入、系统，慢慢体会，这种途径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仿真和实验，创新要有非常强的锲而不舍的精神。这一点我很佩服邓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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